为什么每当我看到别人自拍时,我都有一种尴尬

伊曼纽尔·奥多尼斯·安吉洛(Emmanuel Ordóñez Angulo)是一位作家和电影制作人。他目前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和美学的哲学趋同。

在与室友一起共进晚餐时,我的朋友摩根(Morgan)拍了一张我们吃饭的照片。接着她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干一些奇怪的事情:她将头向一侧扬起,眼睛看向另一侧,然后把手机对准自己开始拍照。每当我看到别人自拍时,我都有一种尴尬的感觉,好像自己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这种尴尬的程度不好形容,它不像看到一场错误百出的笨拙戏剧那样令人浑身难受,但是却比在厕所打开一扇没上锁的门,然后发现里面有人更会感到不适。在我心中,看到有人自拍就好像偷窥到别人在为公开演出进行私下准备一样。

在电影《自由的魅影》(1974)中,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构想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应该看到的和不该看到的东西都与现实生活中的正好相反。因此你会和朋友在一场“晚宴”中围着桌子共同排泄,但却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小屋子里默默吃饭。

通过这部电影,导演要想告诉观众这样一个道理:公开与私密的区别也许不是你做了什么,而应该是你所在的场合以及行事的目的。我们在私下会做很多事情,这都是为了能在公共场合重现这些行为而进行的准备。因此我们应该在没人的“后台”默默完成私下的准备工作,在“舞台”上大方展示应该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在人前进行这种“表演”时经常会有一种强迫感?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叙述是一种基本的人类需求。叙述不仅需要诉说生活的故事,更需要我们有切实的生活体验。

我们如何选择阅读新闻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是一个千禧一代,我会选择在 Facebook 上关注当下热点事件;如果我是一个银行家,我会买《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来获取信息。但如果千禧一代订阅《金融时报》而银行家转投 Facebook,似乎他们就没有恰当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根据我们的角色以及所身处的故事,我们能够理解自己以及其他人。麦金泰尔在《追寻美德》(1981)一书中写道:“整个人类生活就是对叙述故事的追寻。”从这个角度来看,摩根的自拍是她叙述方式的一种,也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

同样,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 1938 年出版的小说《恶心》(Nausea)中写道:“有一个人总喜欢讲故事。他生活在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中,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可以讲给别人听的故事。他想要活出的人生,就好像自己曾经描述过的故事情节那样。”

要想证明自己的故事,他需要证据。换句话说,无图无真相。但是当他坐在 Café de Flore 咖啡厅时,不禁扪心自问:我真的要给别人说一说我正在喝的这杯咖啡吗?我真的给别人描述了我做的每一件事,而我这样做就只是为了说给别人听吗?他心中渐渐有了答案:“你要做出选择:要么好好生活,要么继续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别人听。”

如果活在当下,他要么好好享用眼前的那杯咖啡,要么拍照上传到 Instagram 上。

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对“被叙述的生活”(narrated life)这个理念也有同样的担忧。在麦金泰尔看来,整体的现实生活都是对虚构生活的模仿。但是威廉姆斯则认为,文学的虚构角色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角色”之间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虚构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并非如此。换言之,虚构的角色不需要决定(就拥有)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威廉姆斯说麦金泰尔忽略了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理解自己身后的往事,但是生活使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当面临选择时,我们不会停下脚步,仔细思考哪一种选择的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生活故事具有最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诚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每种决策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以此作为依据进行抉择。但是为了确保能在最开始就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根据最基础和根本的原因来生活,而不是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

威廉姆斯表示,参考我们的“角色”去生活会导致我们陷入一种与原有生活模式截然不同的虚幻的生活风格之中。这就好像你试着有条不紊地去做一件自己早就习以为常的事情,结果增加了行事的难度。比如你在走路的时候总想着应该如何去走路,最后就会被自己绊倒。

当威廉姆斯在十余年前得出这个结论时,世界上自拍照的数量还少之又少,恐怕连当今世界自拍照总数的一半都不到。如果威廉姆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如今在试着更多地了解自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的确如此。但这是因为理解我们经历的往事意义重大,这是我们能背负过去继续前行的必然条件。如同哲学家大卫·威尔曼(David Velleman)所言,人类为了理解自己的生活才打造出了公众人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叙述生活,而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易懂的形象,方便将其视作自己的“影子”。即便是困于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主人公——译者注)也需要塑造出一个代表自己的形象,这样他才能记录生活。

人类对于这种可理解性的需求源于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必须打造一个自己对外展示的形象。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生活进行挑选,将一部分公之于众,将另外一部分当做隐私。如此一来,私人空间就是我们决定对外隐藏起来的部分。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觉得私人空间的生活可耻不体面,而是认为它不能帮我们完善自己展示给公众的形象。摩根的自拍就是一种基本人类需求的体现——展示自我。

威尔曼也许会把摩根的行为叫做自拍传染病。这种“疾病”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得益于自我展示的工具数量不断增加——Facebook、Twitter 和类似的诸多网站。这些网站一起压缩了人们的私人空间。

如果说控制我们对外展示的内容是一个必然的要求,那么社交网络就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只不过,作为手段的社交网络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罢了。从表面来看,威尔曼认为我们可以稍加克制自己展示自我的欲望。但是,他是在 14 年前得出的这一结论。如今,我想他会冲着那些使人们自我展示更加丰富多彩的标签(比如#wokeuplikethis, #instamood, #life, #me)咆哮怒吼。但无论怎样,威尔曼都说过:每个人都有权利对外展示或隐藏自己觉得适合的东西。

澳门威力斯人官网,无论是否应该将人生看做一个故事,我们都要在生活中做出选择:将一部分展示给别人,将一部分留给自己。我们必须能在两者中间灵活切换,掌控全局。如果我们对于公开或者私密的认知与其他文化或者其他年龄的人有所不同,那么每个人对这两种概念的定义自然也可以有差异。所以无论何时发现室友在自拍,我都会继续有一种尴尬感,就好像我不小心撞到她们在换内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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